據世界阿爾茲海默癥2018年報告顯示，每3秒鐘全球就有1名癡呆病患者產生。目前全球至少有5000萬癡呆患者，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會達到1.52億，其中約60%-70%的癡呆癥患者為阿爾茲海默病(AD)患者。而在中國目前約有1000萬阿爾茲海默病患者，預計到2050年，我國阿爾茲海默病患者的數量將會超過4000萬;如今，癡呆癥已成為嚴重影響全球人口健康和生活質量的重大公共健康問題。

        近年來，隨著年輕人死亡率的下降，包括患有癡呆癥的老年人群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然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年齡相關的癡呆癥的發病率已經開始下降了，這或許與人群的教育、營養、保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直接相關。總體而言，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2017年柳葉刀委員會(Lancet Commission)對癡呆癥預防、干預和護理所模擬的9個潛在的可修飾的風險因素，包括教育水平較低、高血壓、聽力障礙、吸煙、肥胖、抑郁癥、缺乏體育鍛煉、糖尿病和社會接觸少，近日，一篇發表在國際雜志上題為“Dementia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care： 2020 report of the Lancet Commission”的綜述報告中，來自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等機構的科學家們在此前的9種癡呆癥可修飾風險因素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三種新型的且已經有令人信服證據的風險因素，包括過度飲酒、創傷性腦損傷和空氣污染;如今研究人員已經完成了最新的綜述和薈萃分析，并將這三種風險因素納入到更新的12種風險因素的癡呆癥預防生命周期模型中，研究者表示，在個體生命過程中重點針對上述12種可修飾的風險因素或能預防或減緩全球40%癡呆癥患者的發生，進行癡呆癥的預防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LMIC)進行癡呆癥預防的潛力也更大一些。

        研究者表示，將過度飲酒、創傷性腦損傷和空氣污染這三種風險因素結合在一起與所有癡呆癥病例中的6%有關，其中大約3%的病例歸咎于個體在中年時期發生的腦部損傷，1%的病例與中年時期過度飲酒有關(每周超過21個單位)，以及2%的病例與晚年時期暴露于空氣污染有關。其余的9種風險因素則與34%的癡呆癥發病有關，與癡呆癥發病比例最高的相關因素包括早期受教育水平較低、中年聽力喪失、以及晚年吸煙(比例分別為7%、8%和5%)。

        這篇研究報告由28位全球領先的癡呆癥研究專家牽頭撰寫，以2017年柳葉刀委員會確定的9個與癡呆癥發病相關的風險因素為基礎，對預防癡呆癥的最佳證據進行了全新的分析，同時，文章中，研究人員還呼吁全球每個人在預防癡呆癥上應該有信心，同時他們還制定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來幫助預防全球人群癡呆癥的發生。癡呆癥會影響個體、家庭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全球每年因癡呆癥所造成的損失大約為1萬億美元。

        文章第一作者Gill Livingston教授表示，這篇文章表明，決策者和個人完全有能力預防和減緩很大一部分癡呆癥患者的出現或發生，同時也有機會在一個人一生中的某個階段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干預措施或許會對那些受癡呆癥風險因素影響較大的人群產生最大的影響，比如中低收入國家以及弱勢群體，包括黑人、亞洲人和少數民族的人群等。研究者指出，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促進機體健康有效預防癡呆癥的問題，而且需要開始著手解決不平等的問題，從而改善人們的居住環境，此外，我們還可以通過創造積極健康的社區環境來降低人群患癡呆癥的風險，當然，在這些社區中，體育鍛煉肯定是常態化的，而且所有人都能夠獲得良好的飲食，并盡量減少過度飲酒的行為。

        為了解決全球人群的癡呆癥風險，研究者呼吁決策者和個人應該采取如下幾項措施：1)從大約40歲開始，讓機體收縮壓保持在130mmHg以下;2)鼓勵使用助聽器來治療聽力損失，并通過保護耳朵免于高噪音進而降低對聽力的損害;3)減少接觸空氣污染和二手煙的機會;4)預防頭部損傷(尤其是針對高危職業和交通);5)預防酒精濫用，并將每周飲酒量控制在21個單位以下;6)停止吸煙并開始戒煙，這對于任何年齡段的人群都有好處;7)為所有兒童提供小學和中學義務教育;8)積極生活到中年，甚至晚年;9)降低肥胖和糖尿病的發病率。以上措施或行為在中低收入國家尤其重要，因為相比高收入國家而言，這些國家人群的癡呆癥發病率較高且上升較快，同時這也是這些國家人群中預期壽命增加以及特定癡呆癥風險因素出現頻率較高所造成的結果，這些風險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較低、高血壓、肥胖、聽力缺失發病率的增加以及糖尿病發病率的迅速上升。

        基于此前包括9個風險因素的模型，研究者推測，與全球相比，中低收入國家或許能夠預防更多的癡呆癥病例的出現，在全球范圍內，9種風險因素會造成35%的癡呆癥病例的出現，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可能為40%，在印度為41%，在拉丁美洲地區甚至達到了56%。研究者提醒道，由于他們對這些風險因素在這些人群中的流行率進行了保守估計，而且沒有考慮到本文中新增加的3種風險因素，所以實際的癡呆癥患者的數量或許會更高;幾乎所有關于癡呆癥研究的數據都來自于高收入國家，因此在中低收入國家中，人群患癡呆癥的風險或許會略有不同，而且干預措施或許還需要進行修飾來更好地支持不同的文化和環境。研究者表示，在全球和中低收入國家中所使用的預防評估模型假設這些風險因素與癡呆癥發生之間存在一種因果關系，因此研究者僅指出了一些具有強有力證據的風險因素。

        研究者Adesola Ogunniyi教授說道，在中低收入國家中，人群癡呆癥風險因素的高度流行意味著，與高收入國家相比，癡呆癥人群的潛在預防比例或許會更高，而在這一方面，諸如普及中小學教育及禁煙等應對癡呆癥風險的國家政策或許就能有效且大幅預防癡呆癥的發生，而且這些政策也要優先考慮，此外，研究人員后期還需要在中低收入國家中開展更多癡呆癥相關的研究，從而更好地理解在這些國家的環境下人群患癡呆癥的多種風險因素。

        在這篇綜述報告的最后一部分，研究者提倡進行整體和個體化的循證護理，從而來解決人群的身心健康、社會護理和支持，進而適應不同人群的復雜需求;而保持癡呆癥患者的身體健康對于其認知能力非常重要，但其經常患有其它疾病，有時或許會難以自我控制，這樣長此以往就會導致潛在有害的可預防的住院治療發生。研究者表示，癡呆癥人群尤其會受到COVID-19的影響(由于年齡、基礎病，如高血壓等)，因此，對于癡呆癥患者而言，身體上的疏遠措施或許對其而言是一項挑戰，他們可能會覺得難以遵守指南或者會因無法與護理人員和家人接觸而感到非常痛苦。

        盡管目前距離研究者的最終目標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但如今人們關于癡呆癥的風險因素、潛在的預防、檢測和診斷措施的研究和認知正在不斷提高，這篇報告中，研究人員提出了推遲認知障礙和癡呆癥發病的相關政策和個人需要改變的行為，這或許就有望支持和治療癡呆癥患者，并改善其生活質量。當作為整體考慮的話，支持受癡呆癥影響的人群的干預措施或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干預措施包括如何組織和協調復雜的身體疾病和社會需求。研究者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為癡呆癥患者及其護理人員提供足夠的資源，從而基于更好的證據來指導患者的護理和政策的制定，而有了優質的護理，癡呆癥患者的生活質量也能夠明顯改善，其家庭也會得到足夠的支持。

參考資料：

【1】Forty percent of dementia cases could be prevented or delayed by targeting 12 risk factors throughout life

【2】Gill Livingston， Jonathan Huntley， Andrew Sommerlad， et al.